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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「五四」以來西潮東漸，全盤西化的主張甚囂塵上，受宥於歷史的命運，新儒家們如同在石上播種。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悲願與毅力，透過大量的著述與不斷的講學竭力證明，中國儒家文化，不僅不反民主、科學，儒家的傳承和發揚甚至是引進西方民主科學的先決條件。因此，他們認為破壞與拋棄中國文化的全盤西化是一條走不通的路。

無奈，一九四九年以後因政體變異，為政者高壓控制思想，連新儒家們內聖外王的主張也都成了政治下的犧牲品。中國的心性之學一向立足於儒者們為學的躬行踐履，而不在思辨言說，重視德行的修持，而非徒托空言。但是，新儒學家們多為專業哲學家，在專業的訓練下，將一般人皆可付諸實行的修持視為末技，缺乏探究的興趣，他們最大的興趣是把儒家的心性之學衍生出更高深的「道德形上學」，難免帶給人捨本逐末的感慨。

也有人批評：新儒學家們冥思玄想，體不厭其大，思不厭其深，然而其可行性卻離真實的人倫日用愈遠，究其實不過是象牙塔尖、不過是觀念遊戲，其努力的結果與立意的初衷正好南轅北轍。

「捨本逐末」，「南轅北轍」正是宏揚新儒學的兩大致命傷。但是學界相信新儒學仍有可為。透過新一代人物的自我省察與自我批評，相信新儒學會突破現境，再次深入人倫：從梁漱溟首開其端到徐復觀的身體力行，現在有更多的學者正在重整新儒學的論點，翟志成教授便是其佼佼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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